外头传来警车驶过的声音，由此可以推断还有半小时起床号才会响起。三月清晨，钻过墙缝的风还是十分冷酷，把雪莱从一连串迷迷糊糊的恶梦中冷醒，她缩在单薄的棉被里发抖着，无法再入睡却也不愿意起床。
她根本不想，也想不出有什麽理由要面对新的一天。
整个室内仍是一片漆黑阗静，只有老旧走廊上传来持续不知几年的滴水声和警报器的红色灯光在墙壁上闪烁着，彷佛是恶魔的红眼睛。
说是警报器，其实就是监视与监听器，上头配置简单，有个大而笨重的扩音器和小小的镜头与一个旋钮。
单身公寓的房间十分狭小，几乎没有什麽死角，只要你在房间里，几公里外的警察或偷偷盯上你的秘密探子就可以把你的行动一览无遗。当然也不要对那机器露出怀疑的神色或是试图把它关掉，否则你可能就是下一个叛国阴谋者的候选人。
…起码她是这麽听说的。楼下的罗尔先生就是因为在房间发酒疯，咆哮着一些反政府的言论，当天半夜就被无声无息的带走了，听说明天就会有新的人来替补他的工作。
没有人是不能被取代的，也因此就没有人是不能消失的。
所以最好不要做和别人不一样的事。
身体的自由可以被限制，但是没有人可以决定你的思想。
这是雪莱的父亲常常对她说的话。当然这是在大元首就任之前的事了，等到内战结束，政府一全面掌握状况後，某天深夜老爸就被几个俗称蒙面仔的政战警察破门而入带走，再也没有回来。
他送给雪莱的最後礼物就是那个深夜他像袋马铃薯般被拖行而走的画面和其後两条长长的血迹。
身为异议份子的子女的她因而被送进青年观念矫正营，经过一连串可怕的训练与经历，没有送掉小命也不知道是幸或不幸，总之直到去年她才终於脱离那些恶梦，被送到这幢单身公寓来，但谁也不知道什麽时候自己又会被带走。
那是自己刚过十三岁生日的时候...现在是几岁呢？她依稀记得是二十三，不过也有可能是二十二或二十四...国民荣誉证上面并没有登记这件事，只是盖了个表示已满十五岁可参与劳动的B-0级章，在这个国家里，除了国家本身外，没有人需要过生日。
连自己的年龄都记不得了，对爸爸和以前那个家的印象当然也变得很模糊。她只觉得以前的夏天好像比较长，也比较亮。当然这也有可能是因为现在每个冬天她都在冻僵的状态中度过，而且电力总是断断续续的无法一直提供照明。
这也没办法，毕竟虽然现在进入暂时的和平时期，不过备战还是全体国民的首要任务，以防反动分子以及可恶的资本主义国家随时可能的侵略以及无所不在的渗透，何况，她心知肚明，比起某些远离首都的区域，自己的日子已经好过许多了。反正广播总是一天到晚宣传着这些事，产量啊配给量啊都只是一些需要你跟着欢呼的数字，不具任何实际意义，然後随着这些广播而来的总是长期的物资匮乏...除了酒精。
L372福利处从不停止供应酒精给这些每天为国辛劳的伟大劳工阶级们。几乎所有男人和大部分的女人都会在下工之後去喝个几杯，直到治安管制时间才醉醺醺的回家昏睡。
所有的人日子都不不好过，但酒精可以带来些许的安慰和温暖。
当然，只要你别不小心把心里的不满大声宣泄或是闹事...是的，喝得醉醺醺的，什麽都不要想，也没有任何必要感觉痛苦压迫或委屈，只要隔天准时跟着起床号醒来，再度努力奉献劳力就好了，至於肝硬化嘛，谁懂这种事，毕竟也从没在医院里看过任何收留肝硬化病人的地方哪。
雪莱觉得聪明一点的人都不应该去碰那个东西，好吧，或许包括那些听的太多的傻子，像是她自己。
现在想想父亲一天到晚挂在嘴边的反动言论不止害了他自己，也把雪莱害得好惨。
青年观念矫正营根本是个地狱，如果说现在整个国家都不把人权当一回事的话，那麽青年矫正营就是根本不把人命当一回事。
更不用说那一连串的训练，洗脑教育，忠诚测试...还有後面那一连串莫名其妙，恶梦般连只是提起都要颤抖的经历。
幸好她一直表现出傻呼呼，对所有的事都毫不犹豫的接受与服从的温吞无脑样子，才能一路巍巍坠坠之中保住小命，来到这个地方，至於以前的家，还有家人...那已经是雪莱无法拥有的东西。
每晚每晚父亲消失前的画面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出现在她的梦中，剥夺了她曾经对父亲的敬爱或是其他有关尊严，自由，和平等等的，曾经被视为是每个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的东西。
每天早上醒来，她只记得自己必须屈服，必须苟且偷生下去。
或许以她本来死脑袋又软弱的个性，对所有的事应该都会不加思索的相信的，可是每次广播里重复宣传着什麽东西，她就会想起很久以前，父亲对於电视上政策宣传节目那种嗤之以鼻，连质问怀疑都懒的神情(当然啦，电视好像也是存在於另一个时空之中的东西了)，於是她开始懂得怀疑，学会在那串洗脑的，令人迷醉的，成串成篇的冗长语句中保持清醒（但或许这样的清醒也并不够透彻）。
这样一点都不好。乖乖听话，什麽都不想才是最好的。
从很久以前她就发现爸爸的批评是对的，广播里根本只会放送一点都不合逻辑而且前後矛盾的谎言和洗脑的字句，於是乎她就越来越无法相信广播里那个冷静机械的女主播，她怀疑周遭的人们是不是记不住那些话语或是根本不在意，所以才能这麽安稳於现况。
每次她听到广播，表面上装出服从或是激昂爱国的愚妇模样，可是脸皮下的那颗脑子却不受控制的一直转着。而随着年纪增长，听过的谎言越来越多，她就越能理解父亲为何会摆出那种不屑的神情，也就越来越对这一切感到不耐烦。
但还是得装得一副开心欢腾的模样。
这样实在太痛苦了。
她实在很害怕有一天自己会不小心脱口而出心里真正的想法，那麽，她将和楼下的罗尔先生一样被无声无息的处理掉，或甚至更惨，你知道那些蒙面仔总会有方法让你更更更痛苦的...这也就是她假装对酒精过敏，从不上L372福利处的劳工英雄厅里喝一杯的原因。
可笑的是，在那段醒不来的噩梦一般黑暗混乱的年岁中，她明明已经了解到，自己已经无法有任何有关温暖，或是归属，或是等等关於爱的感觉，但即使如此，那股隐隐的，冰冷的愤怒仍然潜伏在她体中，缓缓撕扯着她的理智，烧灼着她，折磨着她。
胡思乱想之间，天渐渐亮了。起床号从各个房间的警报器一致地响起，空无一人的街上也透过密集设置的广播器回荡着那段音乐，欢愉而有精神的小号声持续了八个小节，大概是这个国家里最充满活力的东西了吧。
她在起身面对警报器前先摆出满足，快乐的模样，然後充满干劲的伸了个懒腰。开始跟着广播里的口令摺棉被与盥洗。